生肖姓名学分析商鞅，变法大获成功却又被五马分尸？

政zhi上，他改ge了秦国户籍、军功爵位、土地制度、行政区划、税收、度量衡以及民风民俗，并制定了严酷的法律；经济上，他主张重农抑商、奖励耕战；军事上，他统率秦军收复了河西之地，被秦孝公赐予商於十五邑，号为“商君”，史称为商鞅。公元前338年，秦孝公死后，商鞅被公子虔诬为谋反，战败死于彤地（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西南）。尸身被运至咸阳车裂，全家被殺。

商鞅在历史上比较有争议，主要是因为，他欺骗了魏国的公子卬（商君违礼义），动用酷刑，并且，其结果是被车裂，祸灭九族。

而正面的评价也是比较多的，班固曰：“孝公用商君，制辕田，开仟伯，东雄诸侯。”王安石曰：“今人未可非商鞅，商鞅能令政必行。”

这是从历史上看的，那从姓名学上来讲，我们是否可以一窥内中的实情呢？

商鞅，公元前395年，丙戌，属狗。

不过，关于商鞅的姓，还是比较复杂的。

商鞅并不姓商，商只是他的封地。公元前341年在他54岁的时候，因为他攻打魏国大获成功，秦孝公封他于、商两地十五邑，因此号为商君。

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姓是姓，氏是氏，是分开的，两码事。姓代表的是以母亲一方为主的血统，商鞅为姬姓，也就是说，商鞅是由姬姓的女人所生而一脉传承下来的。姓主要是别婚姻，古人那时就知道，近親结婚对后代不好，所以，同姓不结婚。

氏主要是别贵贱。只有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才有氏，普通人是没有氏的。氏的来源很多，因为家族，因为封地，因为官职，因为职业，因为祖上的字，等等，总之是身份地位、荣耀的象征。

商鞅姓姬，氏公孙，因此又叫公孙鞅。以字为族者，多用于公族。当时之制，诸侯之子称公子，公子之子称公孙，公孙之子不可再称公孙，乃以其父祖之字为氏。商鞅乃卫国国君之孙子辈，所以叫公孙鞅，如果是儿子辈那就叫公子鞅了。诬告商鞅谋反而致商鞅于死地的公子虔，就可以知道，这人是个贵zu，他父亲是个公侯，他是公侯的儿子（秦献公之子），所以叫公子虔。

商鞅又叫卫鞅，这是以其祖上的封地而论的。当然，这里面还是有血脉的因素，也就是说，商鞅和卫国的国君有血缘关系，因此才可以叫卫鞅。只是住在卫国，但没有血缘关系，就不能叫卫鞅。

因此，姓是不变的，但氏可以变。

商鞅，姓姬，氏公孙，氏卫，氏商。因此也叫公孙鞅，卫鞅，商鞅。

贵zu阶ceng消失之后，姓与氏就合而为一了，统称为姓氏。

那在论姓名学的时候，商鞅的姓氏以什么为准呢？

商鞅在没到秦国之前，那时在魏国，《史记》载：“公叔曰：‘痤之中庶子公孙鞅’”。说明这时候的商鞅叫公孙鞅。商鞅到了秦国之后，《史记》中是称为“卫鞅”，“商”是在其54岁得到商的封地之后的氏，因此，商鞅的氏，当以公孙和卫来论。

公孙鞅，或卫鞅。

转化成繁体是公孫鞅，衛鞅。

公孙，在今天来看就是复姓，两个字要同时看。“公”字，上面为“八”，对应于酉鸡，因为酉鸡在属相中排第八位。商鞅丙戌年属狗，申酉戌三会，本来是好的，但三者五行皆为金，吉中带凶。

衛字，为双人旁，狗逢人为吉，逢双人则为不忠，吉中带凶。

姓主出身，家境，声望。

商鞅的出身是很不错的，出身贵zu，卫国国君的孙子。但是，卫国是个小国，内部纷争不断。商鞅觉得在卫国得不到发展，就去到魏国。在魏国虽然受到公叔痤的推荐，但却不被魏惠王赏识，后来只好去到秦国。在秦国受到秦孝公重用，才华得以发展，但秦孝公一死，太子即位，当时的贵zu公子虔等就诬告商鞅谋反，商鞅因此而被通缉，终被车裂。

这都体现在这个姓上。不管是公孙，还是卫，都是吉中带凶，所以在出身、家境、声望上也是吉中带凶，有好的一面，同时也伴随有不利的影响。

再来说这个名。

“鞅”这个字很特殊，好象历史上的人物，只有商鞅名字中用这个字，很少有叫鞅的。

鞅指套在马颈或马腹上的皮带。

对于属狗者而言，这个鞅字很好。因为，如果狗被套上这样的皮带，那就等于是拿狗当马使，升格了，那狗就成了拉雪橇的狗，就能发挥狗的大用。

但同时，鞅字拆开，右边为央，央对应于中，五行为土，商鞅生于丙戌年，丙为火，戌为土中金，火生土，土土比旺，土生金，大吉。这对应于个人的事业，商鞅在事业方面是很成功的。

鞅字左边为革，革为皮，对于属相狗而言，那就成了狗皮了，代表着牺牲奉献，被宰。从命理上来讲为凶。鞅字对应于40-60岁，商鞅57岁被车裂，正对应在这个“革”上。

从命理上来讲，商鞅有这样的名字，所以有这样的人生。名字与其人生是完全相应的。

从事理上来讲，商鞅真的象后人所说的“商鞅严格执法、滥用酷刑的行为招致普遍的怨恨，以致招致杀身之祸”？

商鞅严格执法是真的，但这根本算不上是缺点和毛病，用酷刑厉法也是真的，但没有“滥用”。后人在评价时多添加这两个字，两字之差，性质大不相同。即使到了今天，“有法可依，有法必依，执法必严，违法必究”，难道“执法必严”有什么问题吗？用酷刑这有时代背景（非常时期用重典），但是“滥用”则不存在。综观史书，没有发现商鞅有乱用刑的事情。《资治通鉴》里讲是“用法严酷”，但不是“滥”。

再一个，商鞅变法，引来的是部分人的不满，不是“普遍的怨恨”。《资治通鉴》中说是“为相十年，人多怨之”。这里的人指的是部分人，而不是所有人。不然，就可能讲“民多怨之”了。《史记》中说：“行之十年，秦民大说（悦），道不拾遗，山无盗贼，家给人足。”老百姓是开心的，拥护的。李斯评价说：“孝公用商鞅之法，移风易俗，民以殷富，国以富强，百姓乐用，诸侯亲附。”这样的评价很多，不一一例举。

总之，老百姓是高兴的。同时，君主也是高兴的，从商鞅与秦孝公开始聊变法的事，“公与语，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。语数日不厌。”秦孝公伸长脖子都听傻了，不由自主地身体向商鞅靠近，聊了好几天都聊不完。秦孝公对商鞅是大力支持的，可以说是宠信有加。

那到底是谁不高兴呢？《史记》中讲得很明确：“商君相秦十年，宗室贵戚多怨望者。”这与《资治通鉴》中所讲的“人多怨之”的人，指的是同一类人，也就是宗室贵戚。

所以，商鞅变法，只会让两种人不高兴，一种就是宗室贵戚，一种是自己的敌人，如魏惠王。魏国被商鞅打败后，魏惠王说“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”。

那是商鞅不会做人、不知道圆融、不懂得功成身退？也不是。客观事实是，变法这个事本身就是得罪人的事。自古以来变法成功且全身而退者基本没有：

在商鞅之前的吴起，在楚国变法，大获成功，但是，和商鞅一样，变法触动了贵zu的利益，后来，支持吴起的楚悼王新死，尸体还没埋，那些贵zu就联合起来射杀了吴起，吴起也是死后被车裂的。同时，吴起一死变法就结束了。

王安石变法以失败告终，王安石在生前数次因变法的原因而被罢相，好在他死得快，其他人想要收拾他的时候他就自己郁闷死了，所幸没有身败名裂。

张居正变法也获得了成功，张居正活着的时候没人敢动他，他一死，就开始被整，被抄家，险遭开棺鞭尸，家属或饿死或流放。

戊戌变法世人皆知，变法失败，六君子被砍了头。

所以，变法向来都是得罪人不讨好的事。

司马迁认为商鞅“其天资刻薄人也”，这话有失公允。司马迁只是在传末讲了这个话，但在其通篇的记载中，找不到商鞅“刻薄”的事例。这个“刻薄”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？没有。而事实上，就通篇来看，司马迁是认可商鞅的，这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得出来，一个是称呼上。司马迁称商鞅为“商君”，这个名称颇耐人寻味。“君”有两义，一个是国君，因为商鞅受封于商地，所以称他为商君；另一个是，在当时“君”是一种尊称，对身在高位或有德行之人的称呼。称商鞅为商君，其实就是对商鞅的肯定。

此外，《史记》中也多是赞美之辞，如：“行之十年，秦民大说（悦），道不拾遗，山无盗贼，家给人足。”又曰：“居五年，秦人富强，天子致胙于孝公，诸侯皆贺。”从天子看不起秦君到赏赐祭礼，从当时一个弱国，到“诸侯皆贺”，可以说是，老百姓开心，君主开心，国富民强，国际声望大涨，司马迁对此是给予充分肯定的。

再有一个，司马迁称那些诬陷商鞅的人为“公子虔之徒”，之徒就是之流的意思，这里面有看不起的语气。从另一面，其实是对商鞅的支持。

但司马迁又为什么说商鞅“天资刻薄”，“商君少恩”，这里面似有难言之隐。

商鞅之死，主要原因是变法触动了贵zu阶ceng的利益，所以，就象吴起一样，贵zu阶ceng的人想让他死。还有另一个原因，就是新君想借此而立威。这个与张居正、年羹尧的死都是一样的。新君上位，把一个很牛的人干掉，那就竖立了自己的權威，一下就把人给震住了。同时，新君上位，不太可能只靠商鞅这样的一个人治理国家，那样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功高欺主，所以，把一个商鞅干掉，就同时达到了这几个目的。商鞅死后，其法并没有被废，这就是新君对他的肯定。但是，对于王权的统治，新君又不得不如此。

这就是帝王之术。但是，这个，司马迁是既不能道破，更不能写进《史记》当中。所以，司马迁用一个子虚乌有的“刻薄”发了一通毫无根据的感慨，以此来引发后人的品味。这也是司马迁的良苦用心之处。

在《史记》中，司马迁讲了一个有关赵良的故事。这里用了很大的篇幅。大意就是，有个叫赵良的人对商鞅说，你这个变法狠了点，你看古之圣人，都以道以德以仁治天下，你却整这样的酷刑。古人都讲究功成身退，你现在已经功成，何不身退呢？你把人都得罪了，还不干快想辙那不等死吗？

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，就是你是从哪个角度看商鞅变法这个事的？赵良代表的是士人阶ceng，他们既考虑到治国，同时也兼顾自身的安危。从老百姓的角度，“秦民实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”，就是一开始说变法不好，后来又说好，一开始不习惯，后来习惯了，并且“秦民大说（悦）”。对于君主，肯定也是乐于接受和肯定的。从历史的角度来看，商鞅变法，使得国富民强，达到了变法的目的，并且深深影响数千年，其功大焉。其得罪的只是贵zu阶ceng。

所以，象赵良所说的，商鞅考虑过没？从一开始就考虑过。商鞅变法之初就对秦孝公及当朝官员们说：“且夫有高人之行者，固见非于世；有独知之虑者，必见敖于民。愚者暗于成事，知者见于未萌。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。论至德者不和于俗，成大功者不谋于众。”

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：那些高人，通常会被世人所非议；有独到见解的人，在世人眼中就是桀骜不驯。那些愚昧的人，等事情已经发生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而那些有智慧的人，在事情没发生时就可以预料到结果。不能与老百姓商量事，等这个事做好了老百姓自然会乐于接受。有嘬高道德的人不附和世俗，成就伟大功业的人不与一般人共谋。

这并非是商鞅狂妄，事实证明，他就是那种高人、独知、至德、成大功者。

在魏国的时候，公叔痤把商鞅举荐给魏惠王，结果魏惠王很不以为然。公叔痤就建议商鞅快跑吧，商鞅当时就说，魏惠王不听您的话用我，又怎么会听您的话殺我呢？事实证明，魏惠王果然没殺他——根本就没拿他当根葱。通过这个事情就可以看出，商鞅是“知者见于未萌”，他对自己的结局是很清楚的。

再有一点，商鞅见秦孝公，见了四次。Di一次，商鞅给秦孝公讲的是帝道，结果把秦孝公给说瞌睡了；Di二次讲的是王道，秦孝公很不高兴；第三次商鞅给秦孝公讲霸道，这次，“其意欲用之矣”，秦孝公想用他了。第四次商鞅给秦孝公详细讲霸道的具体措施，直接把秦孝公听入迷了，连着讲了好几天。

所以说，商鞅当时是献了三策，帝道，王道，霸道，这三策可以说是上、中、下三策，后来秦孝公急功近利，采用了下策。

所以，不是商鞅变法为什么要这样，是秦君想要这样。

并非是商鞅的方法不好，是商鞅还有更好的方法，但是，秦君不用，如之奈何？

并非是商鞅不知道自己的结局，而是已经选择了一条不归路，我不下地yu谁下地yu？就象海瑞给自己买好棺材，与妻子诀别，然后冒死给皇上上《治安疏》，就象左宗棠抬着棺材去西征，自古以来这种人太多太多了，戊戌六君子，明知是死，笑赴刑场，康有为说“若死而中国能强，死亦何妨！”谭嗣同曰：“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。”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怀和信仰。

所以，毛润之的评价是很中肯的：

也许只有站在毛的角度，才能更容易与商鞅产生共鸣，从而理解商鞅。